统筹推进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是以战略协同布局强化科技创新中心功能定位的重大实践。将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从核心城市的点状增长极布局，升级为地域相连的城市群协同创新布局，是新发展阶段推进国家区域重大战略实施的关键举措，更是我国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战略抉择。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不仅是地理空间的延伸，更是科技创新体系、区域发展格局、产业创新生态的全方位升级。立足新发展阶段，需以打造原始创新策源地为核心、以创新廊带建设为载体、以体制机制突破为保障，使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成为世界级的创新高地、产业高地和人才高地，在全球科技竞争中占据主动，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注入新动能。

着力打造原始创新策源地，以资源集聚优势夯实基础研究根基。原始创新是科技创新的源头活水，决定着一个国家或地区的长远竞争力。以城市群为载体整合基础研究资源，有助于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成为全球原始创新的策源地，形成支撑国家科技创新长远发展的中坚力量。锚定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战略目标，需坚持“两条腿”走路，既要重视自由探索的基础研究，更要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加强目标导向的基础研究，以有组织攻关破解“卡脖子”底层短板，为关键核心技术突破提供理论与方法支撑。

京津冀是全国高校科研院所、国家实验室资源空间集聚密度最高的区域，且依托北京的原始创新优势，区域整体基础研究实力稳居全国首位。雄安新区的创新布局更让区域基础研究资源实现优化再配置。长三角研发经费投入占全国的三成左右，研发人员占比接近全国的三分之一，产业配套完善，原始创新成果转化效率高。粤港澳大湾区国际化程度高，市场活力强劲。但同时也要看到，三大区域的原始创新发展仍存在短板：基础研究经费占比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差距，跨行政区的基础研究协同机制尚未完善，部分领域存在重复研究、资源分散问题，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的共建共享机制不完善，目标导向的基础研究与产业需求的衔接也不够紧密。

强化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原始创新策源功能，需立足资源集聚优势，以强化目标导向的基础研究为重点，形成差异化协同、全链条支撑的协作格局。一是提高区域内基础研究资源利用效率。鼓励各创新中心内部设立区域性联合基础研究基金，引导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资金协同投入，提高基础研究经费占全社会研发经费的比重，重点支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和国家重大产业需求的目标导向基础研究，让基础研究成果更契合产业创新的实际需求。同时，推动大科学装置、大型仪器设备等科研资源区域内共享。二是加强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在基础前沿领域的协同合作。引导三大区域的国家实验室、顶尖高校、科研院所及领军企业等战略科技力量，通过设立跨省联合基金及建设创新联合体等形式，在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生命科学等前沿领域开展重大课题的联合攻关，推动京津冀、长三角和粤港澳三地形成既有自身研发侧重，又有区域错位分工的差异化基础研究布局。三是完善基础研究与产业需求的衔接机制。在三大创新城市群内加快概念验证中心等基础研究成果转化对接平台建设，推动属地高校和科研院所围绕区域主导产业的核心技术需求开展基础研究。同时，鼓励企业参与基础研究项目立项和研发过程，探索由企业在实践中出题，企业、高校和科研院所共同答题，政府在此过程中协调支持基础研究的新模式，让基础研究成果更好地服务于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夯实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技术根基。

以创新廊带建设为载体，加快世界级产业集群培育与发展。创新廊带是连接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的重要纽带，是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关键抓手。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扩围，更加有利于构建以中心城市为龙头、周边城市为支撑的创新廊带，能够将中心城市的“虹吸效应”转化为辐射带动功能，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促进区域间产业梯度转移与协作，形成各具特色、优势互补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这不仅能有效破解核心城市产业承载力不足的问题，更能推动跨行政区的产业链供应链协同升级，培育形成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让三大区域成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阵地。

地缘经济为三大区域产业集群的发展提供了天然的便利，近年来三地科技与产业的融合发展持续增强。京津冀地区共同绘制氢能、生物医药等6条重点产业链图谱，合力打造集成电路等5个优势产业集群。北京流向津冀的技术合同成交额接近1000亿元，中关村企业在津冀的分支机构达到1万余家。长三角地区以G60科创走廊为核心载体，共建科技园区与成果转化基金，不断深化9市的“一网通办”，在生物医药、新能源汽车、集成电路等领域形成了万亿级产业集群。粤港澳大湾区以广深港澳为极点，推动创新要素在大湾区内自由流动，数字经济、先进制造等产业集群规模持续扩大。在2025年全球百强创新集群排名中，深圳—香港—广州、北京、上海—苏州分别位居第1、第4和第6位，彰显了三大区域产业集群的全球竞争力。但与此同时，三大区域产业集群的同质化竞争现象依然存在，部分领域存在低端产能过剩、高端供给不足的问题。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仍有堵点，科技成果区域内转化程度仍有待提升。跨省的创新要素与产业发展联动效应尚未充分发挥。

创新走廊和创新带是区域协同创新的重要空间纽带，全球知名创新区多呈现出“廊带”分布的特征。在特定区域内，通过串联核心城市与产业节点，可以发挥各地比较优势，整合科技、产业、人才、资金等要素。以廊带串联创新链与产业链，推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错位互补、深度协同，加快形成世界级产业集群，可从三方面发力。一是以有为政府构建多层级跨行政区协同治理体系。通过规划引领，明确三大区域内科创廊带建设的功能定位、重点产业方向与协同路径，可以自上而下推动跨行政区创新资源统筹配置，破解主体利益差异难题。围绕各产业集群的核心需求，可以在创新廊带内布局一批共性技术研发平台，推动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协同创新。地方政府间通过建立区域联席会议、联合办公室等常态化机制，实现政策对接、项目合作、资源共享的精准落地。二是构建重点产业科技创新带，提升产业协同深度。沿交通干线布局重点产业科技创新带，如京津冀沿京雄快线打造智能网联汽车与新能源带、长三角沿G60打造集成电路与大飞机带、粤港澳沿广深港打造生物医药与数字经济带。依托龙头企业串联上下游企业，完善供应链配套，打造研发在核心区、制造在周边、服务在全域的产业生态，形成具有全产业链竞争力的世界级产业集群。三是完善廊带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网络。加快跨行政区的交通干线建设，在各创新中心区域内打造“一小时创新圈”。同时，推动教育、医疗、社保等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为人才跨区域流动消除后顾之忧。例如，在长三角推广“一卡通”服务，在粤港澳探索港澳居民内地就业创业的便利化措施。

突破科技协同创新体制机制，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制度保障。体制机制创新是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升级的动力源泉，直接决定区域协同创新的深度与效能。突破科技协同创新的体制机制障碍，能够打破现有行政区域的制度壁垒，构建适应城市群协同创新的治理体系，推动协同创新由简单物理叠加向深度化学耦合转变。三大中心在体制机制方面的探索与突破，不仅能为自身高质量发展提供持续动力，更能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模式，为全国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提供引领和示范，推动我国区域创新体系向更高能级、更广领域发展。

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以破除行政壁垒、促进要素流动为核心，形成差异化协同创新政策突破路径，为进一步突破创新壁垒奠定了基础。京津冀设立了自然科学基金合作专项与科技创新协同专项，联合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建立了跨省的科技项目共研、经费共担的机制。长三角推出了联合攻关、创新券跨省兑付等政策，并依托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集群，推动创新要素自由流动与优化配置。粤港澳在科研经费跨境使用、人才资质互认、科技成果跨境转化等方面开展先行先试，通过深化联合实验室建设完善跨境成果转化机制。但总体来看，三大区域协同创新的体制机制仍存在短板：地方政府的政绩考核体系尚未充分体现协同创新导向；人才、技术、资本等创新要素的市场化配置机制不够健全，区域间的创新政策衔接不够紧密；科研经费的跨区域、跨主体使用仍有诸多限制，科技成果转化的收益分配机制尚未理顺，与城市群发展相适应的创新生态还未形成。

突破科技协同创新的体制机制障碍，需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重点推进三大制度创新。一是以法治刚性保障协同机制长效运行。不断完善三大区域的联合立法机制，将科技创新券通用通兑、先使用后付费等实践成果转化为制度规范，明确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集群共建、跨行政区联合攻关等法定责任，即通过区域协同立法明确创新资源共享标准、成果转化权益分配规则，破解行政壁垒带来的协同难题。二是创新跨行政区要素市场化配置机制。突破科研经费跨省份、跨主体使用的限制，在三大区域开展科研经费“包干制”及“跨行政区调剂使用”试点，建立区域性科研经费监管机制；允许跨行政区全职聘用人才视同本地工作，享受同等人才政策，通过派驻专职联络员打通高校、科研院所与地方产业的对接通道；探索建立区域统一的科技数据共享平台，明确科研数据流通规则，为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提供数据支撑。三是深化科技金融体制改革。在三大区域布局一批科创金融改革试验区，推动科技与金融深度融合，完善天使投资、风险投资、科创板上市等多层次的科技金融服务体系，为科技协同创新和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充足的金融支持。（瞭新社）

作者：刘冬梅（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党委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