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将“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不断激发，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更加丰富，中华民族凝聚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显著增强，国家软实力持续提高”列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非物质文化遗产（非遗）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民族智慧的结晶，文化基因的底色，是坚定文化自信、繁荣文化产业的源头活水。2025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和国家文物局联合发布依法推进文物保护典型案例，部分地方法院亦相继发布涉非遗司法保护典型案例，彰显了司法护航文化遗产传承发展的积极作为。立足“十五五”新起点，人民法院更应主动发挥职能作用，切实为非遗传承发展注入法治动能，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一是深化调查研究，夯实非遗保护根基。“一语不能践，万卷徒空虚。”非遗既关乎外在技艺运用与内在情感表达，又连接着产业活力与文化脉络；既要守住传统根基，也应鼓励个人创新。非遗处在集体与个人、物质与精神、技术与文化相互交织的复合网络中，这要求人民法院在处理相关纠纷时，既恪守法律依据，又回应文化内核，体现司法的人文关怀。首先，了解非遗基本常识。非遗多学科交叉，形式多样，构成复杂，包括纵贯文艺的音乐美术和实用的加工技艺。这样的特性要求审判人员从宏观层面掌握非遗的内涵、种类、范围、保护原则与方式等基础知识。其次，熟谙非遗保护宗旨。非遗保护旨在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民族文化认同，推动社会和谐和可持续发展。在处理非遗争议的司法实践中，需要厘清作为公共资源的非遗和个人基于传承创新所获权益之间的界限，平衡群体与个人、传承与创新之间的关系。最后，掌握当地非遗实情。通过与当地文化主管部门合作，采取联席座谈、查阅档案、实地走访等方式，全面掌握辖区内非遗的种类、层级、传承人及相关产业发展状况，为防范风险、化解纠纷奠定信息基础。

二是注重前瞻预防，优化非遗发展环境。“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当前，部分非遗传承人对“群体性传统知识”与“个体性创新成果”的法律边界认识不清，易引发后续纠纷。首先，准确识别非遗法律风险。非遗涉及多个行业、多种法律关系，包括传承人与行政部门之间的行政关系、传承人与学徒之间的民事关系、基于创新产生的知识产权关系，以及非遗所属群体与外部利用者之间的利益分配关系。唯有切实把握这些核心法律关系，才能开展针对性普法与风险预警。其次，切实推动非遗行业自治。建立与代表性传承人的常态化联络机制，充分发挥其在行业内的示范引领作用，将合规意识与风险预防理念深度融入非遗传承传播活动。建立司法与行政的联动反馈机制，就案件审理中发现的行业管理空白、技术标准缺失等问题，及时向主管部门发送司法建议，推动行业协会、传承群体等健全完善自治规范。最后，及时总结发布裁判规则。针对非遗法律关系复杂但专门立法单薄的现状，定期发布涉非遗典型案例，为非遗从业人员、单位、组织提供明确、清晰的行为指引。发布涉非遗审判白皮书，系统提炼类案裁判规则，保障非遗事业在法治轨道上行稳致远。

三是强化纠纷化解，滋养非遗传承生态。“和气致祥，乖气致异。”涉非遗纠纷相较一般民商事纠纷具有特殊性：非遗从业人员处于熟人社会中；纠纷起因既有文化观念冲突，也有利益分配失衡。应结合涉非遗纠纷特质采取适宜处理方式。首先，强化调解，修复关系。非遗活态传承以传承人为关键主体、以社区为主要文化空间。针对传承人之间或社区间的文化冲突与利益失衡，应坚持调解优先，维护非遗活态传承的系统性，推动各方从对立走向合作，凝聚传承共识。其次，促进对话，消除偏见。非遗具有鲜明的地域性、民族性与集体性。针对非遗使用中出现的过度商业化、歪曲、贬损等行为，应秉持尊重多元文化原则，通过诉讼程序推动利益相关方充分对话，增进理解，营造有利于非遗活态传承的外部环境。最后，惩罚恶意，反哺生态。对情节严重的恶意歪曲、丑化非遗形象，将传承人姓名、非遗名称抢注为商标，或实施不正当竞争的侵权行为，可探索适用惩罚性赔偿。赔偿金在弥补被侵权人损失后，剩余部分可专项用于支持该非遗所在地的文化生态建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实现私权救济与公益保护的有机统一。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这些中华文化瑰宝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非遗保护与创新发展已成为增强文化自信、提升国家软实力的重要一环。在“十五五”新征程上，期待人民法院通过深化研究、强化预防、妥善解纷，弥合观念冲突，优化利益分配，畅通非遗传承链，涵养文化生态网络，为非遗保护筑牢司法屏障，赋予其活态传承的生机与活力，促进社会文明和文化建设。（瞭新社）

（作者娄必县，单位：重庆理工大学重庆知识产权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