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像一位音乐卫士，在烽火中默默守护着一批爱国音乐家。任光曾力荐失业数月的聂耳进入百代唱片公司，在他的掩护和安排下，聂耳、安娥等一批当时活跃的左翼音乐家、词作家常聚在一起探讨音乐创作。有时讨论到很晚了，聂耳还会在任光家留宿。任光比聂耳大12岁，聂耳尊称他为“我们的导师”，他们还一同组织百代国乐队（又名森森国乐队），灌录了《金蛇狂舞》《翠湖春晓》等大众喜爱的民乐作品。任光也曾努力帮助回国投身抗战音乐创作的冼星海，他借冼星海创作录制的《战歌》《救国进行曲》唱片畅销之机，极力推荐冼星海进入百代唱片公司，缓解了冼星海的生活压力，使他能全身心投入抗战音乐创作。

日寇的侵略暴行刺痛着任光的心，激发了他的创作。任光的抗战音乐既有振聋发聩的抗争之歌，又有含蓄蕴藉的隐喻之作。他以笔名“前发”写下的《打回老家去》，旋律如战鼓轰鸣，歌词如钢刀出鞘，在新四军的行军路上激扬士气，在海外华侨中掀起救亡热潮，甚至被译成多国语言，在世界反法西斯的战场上回荡。他创作的描绘乌云与明月永恒追逐的《彩云追月》，看似是一首风格闲适的器乐曲，实则寄托着对未来的憧憬——纵然长夜如墨，终会云开月明。

任光创作的抗战歌曲展现出深刻的艺术自觉。他与安娥合写《歌曲小讨论》一文刊登在《电影画报》上。文中谈到音乐与歌词在歌曲创作中要绝对统一，要创作真正被大众接受的音乐。这是任光唯一的音乐文章，也是左翼音乐界较早的关于大众歌曲的文章。任光认为“音乐是大众的”，他尤为注重音乐的民间根基，重视在民间音乐形式中融入新的内容。聂耳在他的日记中多次表达听完任光新作后的感受，“无论旋律、节拍还是和声都有特殊的味儿，既不是抄袭外国的，也不完全是中国味”。可以说，任光的抗战音乐创作是他的民族音乐积淀和西方音乐肌理在烽火年代熔炉中锻造的结晶。

1939年至1940年间，任光从重庆转赴新加坡，他一边在海外华人区开展抗战救亡歌咏运动，一边创作完成了他的唯一一部大型作品——五幕歌剧《台儿庄》，又名《洪波曲》。虽然这部作品没有上演，但却是中国新歌剧探索道路中的里程碑之作，也是中国抗战史上唯一一部歌颂台儿庄战役的大型音乐作品。（瞭新社）